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但从总体上并没有完全达到时代与当代中国实践所要求的水平。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有责任冷静思考其中所蕴含的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基本路径及其贡献与局限

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历史贡献是不可全盘抹煞的，但它具有四大缺陷：一是没有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二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排斥其他哲学遗产；三是缺乏时代精神与现实关切；四是缺乏自我批判、自我超越向度。

改革开放以来，针对传统哲学教科书的缺陷，我国哲学界开始反叛与超越传统的哲学教科书体系，力求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其中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四种相应的基本路径：一是“文本解读”，二是“比较研究”，三是“实践解读”，四是“基础研究”。这四种路径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某种探索，并且都为这种创新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因而彼此是不可替代的。文本解读力求回归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强调学术性；比较研究力求通过对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关的其他哲学遗产的研究，来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以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突出超越性；实践解读的重要意义在于努力回归马克思开辟的哲学道路，使哲学为时代立言，并以现实问题研究带动基础理论研究，注重现实性；基础研究努力通过对哲学基础理论或元哲学的重新理解，突破传统的误解，注重思想性。

但今天我们仍在追问：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活力不足？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没有为当代中国发展与大众提供“现世智慧”？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受到某种冷落？

反思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发现四大路径共有两大局限：第一，各自有局限且整合显得不够：“文本解读”学术性有余但超越性、现实性、思想性不足；“比较研究”超越性、思想性有余但文本解读、现实关切不足；“实践解读”现实性、思想性有余但文本解读不足；“基础研究”思想性、超越性有余但文本解读、现实关切不足。第二，在现实研究上，对当代“中国问题”缺乏准确而又有深度的哲学阐明；在对当代“中国实践”的哲学理性分析、批判、建设和引领方面往往“不在场”；没有为“迷失方向的大众”提供“现世的哲学智慧”；哲学研究成果总体上达不到时代与当代中国发展所要求的水平。一句话，面向当代“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四种路径之间的整合是很艰难的。我们能否在对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上寻求出路？

二、哲学达不到时代与当代中国发展要求的水平的原因分析

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和本性决定的必然命运？还是我们的哲学研究没有找到自己的合理位置，在研究方式方面出了问题，从而使我们的哲学研究范式在整体上落后于时代与实践要求的水平？

首先看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和本性究竟是什么？

有人说哲学本质上就是远离现实的独立思考和自我直观，哲学应幽静孤寂，没有必要研究现实。这是一种马克思所批判的青年黑格尔派哲学，是某些学者个人所理解、所选择的一种哲学，而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哲学喊出不少震撼学界的词句，它用一种词句反对另一种词句；它把哲学与当前中国问题对立起来，没有提出当代哲学与当代中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马克思曾经批判青年黑格尔派远离现实生活而醉心于抽象的哲学批判之思辨倾向，鲜明指出，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32]。针对这种倾向，马克思指出，德国哲学在太空飞翔，而他只求深入全面领悟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日常事物。[33]

有人说哲学研究本来就是哲学家个人的学术兴趣，表达的就是他个人的学术意见。这确实是他哲学家个人的学术兴趣与学术活动，但不能说就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本性和使命的学术研究，也不是反映时代与实践要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这种哲学研究离开了时代、实践、现实和历史，离开现实人的生活世界，离开大众的精神需求，就会失去价值。

我认为，马克思开辟的哲学道路，是用哲学的方式面向现实人的生活世界的实践哲学，对现实人的生活世界缺乏批判性的反思会丧失哲学本性，而远离现实人的生活世界就会丧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时代之外的遐想，而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思想中的时代；它是现世的智慧，它要以哲学的方式理解现实人的生活世界；它必须为改造世界提供核心理念、思想，为一个时代提供所需要的思维方式；它还要进入同时代人的灵魂，为迷失方向的大众提供“心灵引导”。因而，这样的哲学，与时代、实践和现实，与现实的人，是一种理解、批判、建设和引领的关系。实际上，即使是比较思辨的西方哲学家，他们所表达的思想也大都是时代的：在黑格尔抽象思辨的哲学体系和笨拙枯燥的语句里也隐藏着革命；他的哲学思想就是思想中的时代、思想中的历史，他以哲学思想、哲学逻辑、哲学抽象思辨的方式表达的是时代和现实的逻辑，是人类最切实的生存状态。黑格尔曾经指出，没有一个哲学家可以超越他的时代，哲学只是把时代的精神把握在思想中。

其次，是否我们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没有真正找到自己合理的位置，在研究方式方面出了问题，从而使我们的哲学研究范式在整体上落后于时代与实践要求的水平？

这一问题主要涉及的是：我们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仅仅是个人的学术活动，还是应用思想表达时代的声音？仅仅是哲学工作者的一种职业饭碗，还是应为时代立言？仅仅是一种纯粹学院派哲学里的哲学，还是引领时代的“高卢雄鸡”？是仅仅注解论证给定的东西，还是应对当代中国实践与现实持一种理解、批判、超越和建设的态度？

我们这个时代特别需要哲学：这个时代感性化了，需要理性批判；这个时代物化了，需要超越精神与人文关怀；这个时代多元化了，许多人存在着心灵方向的迷失，需要思想引领；这个时代的问题层出不穷，需要哲学提供智慧！关键是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哲学。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是准确判断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与中国问题的哲学，需要为现实人的生活世界提供智慧的哲学，需要为现实人的心灵提供精神引导，为当代中国实践提供核心理念、思想与思维方式的哲学。

然而，我们有人仅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看作个人的一种学术活动与个人兴趣，只关心个人的兴趣而不关心我们这个时代与现实，认为研究现实的哲学不是学术。有些学者埋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学术性不强，研究水准不高，其成果经不起时间和学理的检验。这种担心是必要的。为避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尴尬局面，一些学者力图走出意识形态和政治化的“困境”，回归到学术层面。应当承认，在“体系哲学”的束缚下，马克思主义哲学被严重简单化、教条化以至政治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也被单一化。然而，如果你的哲学研究根本不关心这个时代，那么，这个时代也就自然不关心你所研究的哲学，就会把你的哲学边缘化。那你就只好“自食其果”了。人们在研究现实问题上存在着三种顾虑：其一认为研究现实问题不是学术，不愿研究；其二怕研究现实问题触及政治，不敢研究；其三认为哲学解决不了现实问题，不必研究。我的学术观是：对基础理论的学术研究是相当必要的；马克思开辟的哲学道路，是以思想的方式关注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学术不仅仅是在书斋里作抽象思辨的学院化研究，也可以是对现实问题所作的哲学与独创性思考；学术研究必须是“我在思”，而不能仅仅满足于注解与论证给定的东西；学术研究既可以以既有的思想为对象，也可以以现实问题为对象；在学术研究所使用的概念逻辑中，实质上应蕴含着现实的逻辑，离开现实与实践，学术思想就没有独立存在的形式；判定人们的研究是否为学术，不在于研究对象不同，而在于其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及其研究成果是否具有研究价值、学术水准、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我们有人仅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看作是一种职业饭碗，而不是以哲学思想的方式参与到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去。如果这样，你就没有必要去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你也就只能在自己的书斋里“自言自语”了。

我们有的哲学研究仅仅注重在书斋里搞纯粹的抽象思辨，而对现实社会缺乏理解、批判、建设和引导能力，对当代中国的改革与发展难以作出符合时代水平的哲学阐明；我们有的哲学研究仅仅注重书本公式而忽视生活公式，往往用研究者头脑中主观人为的联系来代替现实的内在必然联系，往往把中国社会的发展看作是研究者本人所喜欢的那些观念的逐渐实现。如果这样，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去讨论哲学的境况、哲学的贫困、哲学的命运、哲学的创新、哲学的发展和哲学的价值，我们也只能在哲学研究中“自得其乐”了。

我们有的哲学研究依然仅仅注重注解论证，而不注重为当代中国发展提供核心理念，为现实人的心灵提供导引与启蒙，结果当大众的心灵需要思想、精神引领的时候，我们的哲学却“失语”了，满足不了大众的精神需求。如果这样，那么，这就不是完整的哲学研究和哲学活动，更不是哲学的真正本性。那你也就只好“自卖自夸”了。

由此看来，困扰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正常进行的原因，客观上是淡化神圣强化世俗的物化现实，主观上则是我们的一些哲学研究没有真正找到自己的合理位置，对“哲学本质上是什么”、“哲学做什么”和“哲学怎样做”的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向出现了某种迷失，进而我们的视域与思想空间过于狭窄（邓晓芒语），我们缺乏一种为人立命、为时代立言的神圣使命。其最终结果，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整体上落后于时代与实践要求的水平。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不能准确关注当代中国问题的哲学就会被中国的实践与现实终结了，也会在满足不了我们这个时代、实践、现实与民众的需要面前“自生自灭”了。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就断言以下三种意义上的哲学形态会被终结（但不是哲学的终结）：在自然和历史领域用头脑中的联系代替自然界和历史本身的内在的客观必然联系的以观念构建世界的哲学（《费尔巴哈论》）；不关注人的实践活动和现实生活实际发展过程的只讲意识空话和注重自我意识想象的纯粹思辨哲学（《德意志意识形态》）；不能满足国家需要、群众需要、实践需要并且抓不住事物的根本、不能说服人、不能被群众掌握的哲学（《〈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走向面对当代“中国问题”的哲学

要激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就必须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摆正好哲学的位置，解决好哲学“做什么”和“哲学怎样做”的问题。这就是要为人立命、为时立言，就是转换哲学研究的范式，从而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达到时代要求的水平。

第一，从哲学视域上，应从只注重“书本公式”的哲学走向相对注重“生活公式”的哲学。我这里所说的只注重“书本公式”的哲学，指的是只注重研究书本和文本中的哲学问题，而对当代中国实践与现实发展中的问题无动于衷；是以书本理论裁决现实生活，而不是着眼于新的实践发展；是用在书本中找到的理论联系代替现实本身的内在联系。研究书本和文本中的哲学问题是哲学研究中的一种基本活动，是非常必要的。但这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运用一切有用的哲学资源与哲学思维方式，来研究我们所面临的感性的实践生活与现实人的生活世界，研究当代中国实践与现实的本质联系和规律，以带动和促进我们的哲学基础理论研究。

第二，从哲学功能上，应由只注重“注解论证”的哲学走向相对注重“前导理念”的哲学。注解论证是需要的，但哲学不能仅仅是注解和论证给定的东西，那样就会丧失哲学的本性。哲学更需要从对“时代精神”的哲学把握中，抽象、提升出核心理念、思想，并转化为哲学思维方式，即为人们的活动提供具有前导性的核心理念、思想与思维方式，以引领人们的活动。实际上，在西方，哲学革命往往成为政治革命的前导：18世纪法国的哲学成为法国政治革命的前导；在19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作了德国政治崩溃的前导；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哲学成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导。

第三，从哲学的共同信念与使命上，应由只注重“自言自语”的哲学走向相对注重“为时立言”的哲学。我们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应仅仅看作是个人的学术兴趣和学术活动，而不去关心我们这个时代；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仅仅看作是一种职业饭碗，而丧失为时代立言的使命感；不应仅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看作是纯粹学院里的孤芳自赏的一种活动，而对这个时代丧失理解、批判、超越、建设和引导的能力。我们这个时代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是在对现存世界的批判、超越中发现、建立新的世界，必须对这个时代作出符合当代水平的哲学阐明。综观西方哲学，不少哲学家都在为时代立言，从近代英国的培根、洛克和法国的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到德国的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和马克思，再到当代西方哲学家马尔库塞、弗洛姆、雅斯贝尔斯、哈贝马斯等，无不如此。

第四，从哲学的共同发展方向上，应由只注重“词句革命”的哲学走向相对关注“中国问题”的哲学。哲学研究离不开概念和范畴的更新。然而，在今天我们的哲学研究中，有的学者只去琢磨新的哲学词句而不关注新的现实问题，只注重词句的不断翻新而不关注中国实践的不断发展。实际上，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哲学蕴含在对问题的深度理解中，哲学发端于对问题的疑惑与疑问中，而这种困惑、疑惑都是发源于对时代、实践和现实人的生存处境的困惑、疑惑。当代中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日益增多，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具有“问题意识”，走向面对“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五，从哲学的总体性活动方式上，应由“一元独尊”的哲学走向注重“平等对话”的哲学。所谓“一元独尊”的哲学，就是有的学者唯自己的哲学研究独尊而不尊重他者的哲学研究，自以为是而缺乏换位思考，搞话语霸权而与其他哲学研究缺乏平等对话，用自己的哲学研究评判和裁决其他哲学研究而不注重从他人的哲学研究中汲取营养。这样的哲学将会逐渐失去生存的空间。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已出现研究主题、研究方式和理论观点的多样化。在这种情境下，任何一种哲学研究要取得丰硕成果并确立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尊重他人的哲学研究，与他人的哲学研究进行平等对话与思想交流，从他人的哲学研究成果中汲取营养。

如何以哲学的方式揭示当代中国实践与现实发展的内在本质联系，并对“中国问题”作出符合时代水平的哲学阐明？那就是：用哲学批判性反思的方式，准确捕捉当今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的问题（“哲学中的问题”），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然后，再把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的问题即“中国问题”提升到哲学层面进行研究（“问题中的哲学”——陈先达语），进而提升出哲学理念、思想与思维方式，并以理念、思想的方式影响现实，体现哲学的本性。具体来讲，就是运用哲学思维方式，准确判断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科学判定我们必须关注的“中国问题”，真正深入揭示并分析产生中国问题的“世俗基础”与“深层根源”。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究竟处在何种“历史阶段”？依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处在由前现代走向现代的征途中。因为在当今中国，经济上，生产力仍不发达，发展依然是硬道理与第一要务，但要注重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政治上，民主法制依然不健全，要注重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在社会领域，公民社会不成熟、不健全，要培育公民社会；在文化领域，封建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并存，但反对封建文化遗毒依然是主要的；在人格发展上，人的依赖和物的依赖并存但人的依赖是主要的。

怎样准确判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属于我们自己的“中国问题”？马克思指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34]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由前现代走向现代的实际，从哲学角度看，我认为当代中国应首要关注五大问题：

其一，总体性上的领域分离问题。包括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分离、独立个人与共同体的分离等。现代性过程是领域分离的过程，我们的许多领域现在还是混合在一起的，领域的不分离会造成某种领域力量的霸权而又缺乏制衡，从而使其他领域得不到正常发展。

其二，经济与政治领域的权力与资本的问题。尽管也有资本的问题，但解决权力问题先于并重于资本问题。因为今天我国出现的大量问题，是由于政治领域至高无上的权力侵入市场而造成经济领域资本力量运作缺乏规范所产生的，权力至高无上又对权力缺乏制衡的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包括资本运作不规范的问题也解决不了。一些学者不关注权力问题而只注重资本问题，是一种错位。

其三，社会领域的公民社会问题。公民社会领域民主监督力量薄弱、民众参与程度低，是造成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四，文化领域的理性精神建设问题。包括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由于行政权力与人情关系力量过大，就造成了理性力量式微，因而在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领域缺乏应有的科学理性设计。我们不能过度批判理性，我们需要健全的理性。

其五，人的发展领域的“政治解放”问题。尽管政治解放有其历史局限，因而今天也有“人类解放”（把人从“物的依赖”中解放出来）的任务，但人的政治解放（把人从“人的依赖”中解放出来）应先于人类解放。因为封建文化遗毒对人的影响广泛而深刻，个人独立并未真正确立起来，当今中国的政治活动一定意义上把人变成非人，使人不成其为人，因而政治解放的积极意义并未充分释放，政治解放的任务还没有从根本上完成。况且人类解放还需要政治解放为其提供基础。一些学者超越我国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仅仅站在后现代的立场上来提出问题，是值得商榷的。

如何深入揭示并分析当代中国问题的“世俗基础”与“深层根源”？我认为主要在这些问题的背后，存在着一个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中国问题是通过“社会面貌”来表现的，人是剧作者，社会面貌是人的活动的结果，因而通过中国问题与社会面貌我们可以走向对“人的行为方式”的分析；人如何存在决定人如何行动，人的存在的地位与角色决定人的行为方式。马克思注重人的存在中的经济因素，而我们应相对关注中国人的存在中的政治因素，因为政治因素对中国人的存在方式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加藤节指出：“在现代社会，由于政治权力不断扩大其支配的对象，加深对人们的生活的渗透程度，因而大概可以算是人类历史上‘政治化’程度最高的时代”，而政治又是“一种全面决定着人的生存方式或者说人的命运的力量”[35]。这对中国来说尤其如此。由此，我们应进一步深入揭示与分析人的行为方式背后的“人的存在方式”；人是剧中人，社会层级结构决定人的存在方式，处在不同社会层级中的人，其存在方式是不一样的。所谓社会层级结构，本义指在传统政治国家领域中依据权力至上与权力大小而形成的权力级别阶梯和权力层级结构，后延伸为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根据人和人之间之权力大小、地位高低、身份有别而建立的层级关系结构。这种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的核心理念是权力至上。权力大小、地位高低和身份有别是架构这种传统社会层级结构的基本依据。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是一种权力层级、地位层级和身份层级。这种传统社会层级结构具有四大特征：权利服从权力；身份挤压能力；人治高于规则；服从高于自立。因此，我们应再进一步揭示与分析人的存在方式深层背后的“社会层级结构”。近年来，我从各方面努力，力求建立一种社会层级结构理论，围绕这一理论，我发表了一些成果。[36]

社会层级结构理论是分析解释当代“中国问题”的一种框架。

为什么造成权力的市场化？因为在现存的传统社会层级结构中，政府权力具有某种管制作用，权力依然至上，这种权力不仅掌管、配置许多资源，而且占有许多资源。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资源，哪里有资源，哪里往往就有权力的僭越。当下级部门需要上级权力部门配置给自己资源的时候，一些掌握权力的人往往去寻租。说到底，权力的市场化与一些政府的权力至上、权力管制有关。这里，当今中国的市场经济既没有真正瓦解权力过于集中的世俗基础，也没有完全形成规范的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政治基础。

许多地方之所以实行的仍然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根本原因之一是缺乏自主创新能力，而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显然与依附性人格有余主体性人格不足有关。而这主要是传统社会与文化过于注重对人进行管制、不大注重对人的解放与开发造成的，这显然与权力至上的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传统社会层级结构有关。这种社会层级结构往往重权力轻能力，重依附轻独立，重控制轻开发。这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显然会遇到这种社会层级结构的某种阻扰。吴敬琏指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难，重要原因在于体制障碍，根本在于政府配置资源权力过大。

权力对权利的某种背离，原因主要在于对某些权力缺乏有效的制衡与民主监督，进一步说是由于权力至上，后者意味着官本高于民本，集中高于民主，权力高于权利，某些权力可以凌驾于民主监督之上。在这种情况下，有些监督往往流于形式。这里存在的是民众对权力的畏惧，缺乏的是民众对权力的监督。

能力恐慌与官本位的权力运作体制及其对人的管制有关，与不注重解放和开发人有关，与权力高于能力有关。这种管制对社会秩序、国家稳定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但这往往是以牺牲个人能力发展为代价的。这种官本位的价值观容易助长那种排斥“人力”服从“天命”的“前定论”、“给定论”和“命定论”，导致民族创新能力不发达。

政府职能缺位、越位的主要原因在于官本位的政府权力运作体制。这种体制固守权力，注重对资源的控制与占有，不注重供给与服务，就是说重管制轻治理、重私人特权轻公共服务。本来，在市场经济领域，主要靠“看不见的手”来追求效率，政府的职能主要是营造一个良好的公平竞争环境，然而一些政府官员却使权力市场化了，这叫做“越位”；本来，在社会公共领域，政府既要维护公平，又要为民众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然而一些政府部门及官员却以权谋私，对逐渐拉开的贫富差距调节不力，服务不到位，没有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这就是“缺位”。

公民社会不成熟，主要是由权力至上的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与官本位的政府权力运作体制及其对个人与社会民间组织的过于管制造成的。这种社会层级结构与政府权力运作体制使得民众依附型人格有余而主体性人格不足，使民众过于依附于政府权力而缺乏自主意识和参与精神，也往往使一些公民的合法权益、民主诉求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存在着社会不和谐现象，根本上与权力至上的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和官本位的政府权力运作体制所造成的公共治理不健全有关。在今天，权力至上的社会层级结构和官本位的政府权力运作体制一定意义上会导致权力的市场化和权力的私有化；后者必然导致公正理念的缺失；公正理念的缺失必然引起分配秩序的混乱，使人们不能完全做到各得其所；分配秩序混乱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这种利益冲突必然产生社会分化，具体表现为涉及利益问题时人们之间难以达成共识，许多人往往从自己的特殊利益而不是从共同利益出发来看问题，也开始以对立的思维来思考问题，不再把社会看作一个整体存在，富人阶层与穷人阶层之间出现互相敌视的倾向，许多部门都在强化自己的局部利益，不再以全局的眼光来看待问题，等等；而这种社会分化必然产生社会不和谐的现象。

[1] 选自《江海学刊》，2005（5）。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3～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同上书，73、67页。

[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6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同上书，73页。

[7] 同上书，15～16页。

[8] 同上书，2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7～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1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2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16～2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6] 同上书，461页。

[17] 同上书，416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9] 同上书，11页。

[20] 同上书，417～481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3] 同上书，277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6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926～9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3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0] 选自《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7（1）。

[31] 选自《学术研究》，2007（8）。原标题为《走向面对“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3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651～6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5] 加藤节：《政治与人》，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6] 加藤节：《政治与人》，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