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二月时，这份似乎筹划得很充分的日报却未能如期面世。不只是延期的问题，而是完全搁浅了。这其中的缘由，现有材料尚不足以完全澄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似与《时务报》馆内部的人事纠葛有关。

就在梁启超与陈、李等紧锣密鼓筹办日报之时，二月初十（3月12日）黄遵宪自北京致函汪康年，建议改革《时务报》馆的管理现状，主张取法西洋各国“立法行政歧分为二”之政体形式，请报馆中聘吴樵（字铁樵）“总司一切”，为总理，吴若不来，则由龙积之“任此事”，而身为创办人的汪与黄、梁均作为董事，议政与行政分开。同时，汪“仍住沪照支薪水，其任在联络馆外之友，伺察馆中之事”。[20]这封信意在限制汪氏权限，虽是商议口吻，却引起汪康年不悦。据梁启超三月初三（4月4日）给乃师康有为的信函透露，黄氏此信系因梁曾向黄写信埋怨汪康年“专擅”有关，梁后来自认此举“谬妄”，自责不已。盖梁氏自粤归，闻同门云台（韩云台，韩文举之弟）、仲策（梁启勋，启超之弟）对汪康年之不满之言，且多“激愤之词”，遂与汪“生小嫌”，于是在给黄遵宪的书信中“不免多说几句”，结果导致黄要求报馆改变管理方式的来信。[21]而此前伍廷芳奉旨任驻美公使，欲招梁启超为参赞，梁一度也有随伍出洋的考虑，[22]所以电招龙积之来沪，是为将来接替梁氏作预备。不料，黄遵宪却在信中举龙积之为报馆“总理”人选，这引起汪的误解。梁启超在信中向康有为解释说：

超之电邀积之来也，以欲西行故，既不行矣，则欲号称为《知新报》，请积之驻沪代理也者。俟数月后，积之与诸人既熟，又共见其才，然后举之入主报事，此超原议也。故屡书港澳，述其情节，而南中不解此意，期期以为不可。公度与穰卿本素有微嫌，前十日间忽来一书，欲令穰引去，而使铁及积为总理。其实，可谓卤莽不通人情，反使超极下不去。幸日来次亮、木斋等，同拟创办一日报，名曰《公论报》，属超专主其事。超则蚤定主意，属积在彼主持，故与穰言论之间绝未吐露一形迹，而积与人情世故甚熟，极能相处，故至今仍无一毫嫌疑。[23]

在这封主要解释《时务报》内部纷争缘由的私信里，也透露出与陈、李办日报的一些信息。据此可知，日报之事在二月中旬已有定论，取名《公论报》。鉴于《时务报》馆中出现粤人与浙人之分歧，梁启超拟将本来到《时务报》馆任事的龙积之，安排代替自己负责《公论报》，以减少汪的猜忌，缓和与汪的矛盾。

汪康年也对梁启超与陈、李办报之事有所了解。三月十八日（4月19日），身在北京的汪大燮得康年一信，信中提及梁启超放弃出使计划及与陈、李合办报纸之事。大燮复函称：“卓如未行甚妙。总之渠如欲随事随时，得之甚易，此时去则甚无谓。木斋、次亮日报能成否？卓如力能兼顾，且有孺博辅之，当作善举看，则辛苦委曲皆可受也。”[24]从此函看，康年已经向大燮述及日报之事，且有诉苦之言，而汪大燮则视办日报为“善举”，希望康年支持，也有从中弥缝汪、梁分歧的意味。三月二十四日（4月25日）长沙的谭嗣同也致函汪康年，询问“《公论日报》究竟办否”，[25]表示出极大的关心。

但是，情况并不尽如人意。据汪大燮得到的消息，积极参与报事的陈炽于四月初二（5月3日）已经回到北京。[26]张元济四月十三日（5月14日）致函汪康年称：“次亮来京不过三日，弟已闻其有毁吾兄之语。其时尊函尚未到也。此人素不相识，后有所闻必为力辨。”“来谕云卓如与陈、李开《公论报》，弟揣其名似已不妥。时尚未至，恐损多益少也。盍曷为卓如言，并达鄙意。”[27]观此信，可知汪康年曾专门写信给张元济述说日报之事。五月十六日（6月15日）张又致函汪康年云：“公前函谓次亮、木斋劝卓如开《公论报》，迄今未见，其已罢论与？次亮迄未一晤，然近来无毁公者矣。”[28]虽然今天已无法知道汪康年究竟向张元济述说了怎样的情况，但分析张元济给汪的几封回信，字里行间可以感到汪对与陈、李合作办报之事并不积极，甚至反对。否则，陈炽也不至于回到北京后便诋毁之。而张元济对此报也不看好，“恐损多益少”，并请汪劝梁启超谨慎行事。

身为《时务报》馆经理的汪康年对于梁启超与陈、李合作不支持，除了内部人事纷争的因素，也确有实际困难。当时办报并非易事，一则股本难集，二则缺少得力的主笔和编辑人员，政论色彩浓厚的报纸尤为如此。澳门《知新报》的股商一开始就坚持由梁启超来做主笔，目的即在于利用梁的名望扩大报纸的影响。对此，汪康年、吴德潚等人唯恐影响《时务报》的正常发展，并不赞同。结果，尽管梁启超回沪后在《时务报》刊登《广时务报》（即后来之《知新报》）公启，称该报“拟聘请撰述何君易一、韩君树园、梁君卓如、徐君君勉、曹君仲俨、吴君介石、刘君孝实、陈君仪侃，凡八人。梁君既主《时务报》，拟请遥领本馆诸事”。[29]实际上，后来梁并没有“遥领”《知新报》，应该是精力有限，难以兼顾，为该报撰写的文字也不多。[30]此次陈炽、李盛铎仍欲借用梁启超的文字声望创办新报，聘其为主笔，势必分散梁更多的精力，影响《时务报》的笔务，汪康年深知其利害所在。其实，早在丙申秋《时务报》创办不久梁启超回粤期间，就因所撰文字迟迟交不上，屡向汪道歉。[31]丁酉年秋梁离沪入湘执教时务学堂前，汪仍然不愿放梁前去，谭嗣同曾专函劝说。[32]此时汪康年的阻拦恐不全是表面文章，确有为《时务报》前途考虑的因素。梁到湘后，因忙于教学，无法安心为《时务报》撰稿，也受到汪的责备。[33]梁启超本人不会不知道自己精力有限，《公论报》半途而废与此不无关系，也许梁启超正是借内部分歧的时机知难而退。[34]

此外，同仁中对陈、李也有不同看法，或许对这次合作没有成功也有影响。吴樵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十三日（11月17日）致函汪大燮说：“陈次亮曾数与遘。其人盖所谓叔孙通之流，毫无真实本领。朝士大夫，日在云雾，见星大则曰日出矣。颇多好事，却不平琐。江西三子，曰陈，曰文，曰李（此人未见）。皆异派同源者也。”[35]他认为陈氏有见解却未必是能办实事之人。[36]身为创办人，吴德潚、吴樵父子在《时务报》馆内部威望甚高，黄遵宪、梁启超都很尊重他们的意见，从吴氏父子极力维护《时务报》的整体利益、极力化解梁、汪矛盾的基本态度看，他们也不会支持梁启超再办新的日报。倒是汪康年本人办日报矢志不改，几经努力，后来终与曾广铨（敬贻）、汪大钧（仲虞）合资在上海创办《时务日报》（后改《中外日报》），并于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五日（1898年5月5日）发刊。不过，这个报纸已与梁启超全无关系了。[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