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究竟起自何时，由于文献不足，已不易查考。以记有宦官的书籍而言，最早的应是《周礼》。据此可知，宦官早在殷、周之时便已有了。在《周礼》中，宦官被称为阉、寺、竖等。这三种称呼，自始并无贬义，但因时间的变易，到了宦官又被称为内监、中官或太监的时候，再以阉寺称之，则已带有一些贬义和蔑视，若以奄竖或是宦竖为称，则不但带有轻贱之意，而且也是斥责他们时的用语了。

最早宦官的工作大概主要是守门，这从那些早期的称谓便不难看出。阉，《说文》的解释是“竖也，宫中阉阍闭门者，从门奄义兼声”。这里，它以阉竖相互对释，可见二者的职司必极相近。寺，《周礼·天官》说是“寺人掌王之内人”，也有监察出入之意，也许寺便是监护内宫门户的人。汉时，宦者常被任为黄门令，一般宦者又习有小黄门之称，黄门即是宫门，宦者主要用于守门，于此亦可概见。

早期既只限于守门，而且那时的宫室也并不大，所以宦官的人数不是很多，百人左右已足够了，因而《周礼》又有“奄寺不及百人”之说。然而这只是在早期，后来宫室日广，职事日多，宦官的人数一直都在增多，降及明、清，宦官的人数早已成千上万，若以拥有宦官的王府合计，数目就更多了。

说到宦官的来源，在早大概只有两条：一是由于战争的掳掠，二是得自籍没罪人的家属。在奴隶制社会时，对外作战，掳获奴隶原本是作战的目的之一，把掳来的幼童净身（阉割）而为宦者，当然也是例有的常事。这种做法不仅古已有之，直至明清，一直还是宦官的来源之一。把罪人的家属没而为奴，这也是行之已久的古法。在这些被没而为奴的家属中便有不少年幼的人被净了身，送进宫去，成了宦官。秦时的赵高，便是这类人中最出名的一个。在宦官的需用不多之时，从上述的两个来源得到的宦官原本足用，但到了需用日多之时，便又时见不足，得另辟蹊径了。

另外的途径有二：一是由宫中的执事太监各向自己的家乡去招选；一是等候一些自宫求职的人自行来投。

那些回乡招选的太监，大都是在宫里已经混出了些头面的宦官，他们自愿干这个差使，一是可以回乡夸耀一番，二是可借此增添自己在宫中的势力。他们所要收的都是乡中较贫苦的幼童，所以首先便要与幼童的家人洽谈他们的身价。一经谈妥，幼童便算已经纳入他的门下，由他为之净身，有时甚至还要改姓，然后便被带入宫去，在他或是比他的身份更高的宦官名下做个小太监，开始练习宫中的诸般事务。由于一经谈妥便要离家、净身、入宫，所以去做宦官也被称为“出家”。

自宫求职，那是宫中并未派人前来招选，而有些人家想要入宫求活，自行先净了身，设法请求入宫的一种做法。这些人虽被称为自宫，其实很多并非出诸自愿，常是由于生活实在困难，父母又受了一些在宫廷中有些门路的人的**，才把自己的孩子先自净了身。希图能被收容进宫，当上一名宦官，借以求生，并图个升发的机会。这些人都比由宦官选招的人稍大些，甚至还有些将近成年的人。当然也有些确是出于自愿而自宫的，这类人的年龄就更大些，有些已是成年人了。这些人都是身临困境，迫不得已才走上了这一条路的。譬如明末盛极一时，被称为九千岁的大珰魏忠贤，便是这类人中的一个。魏忠贤原是个市井无赖，游手好闲，无所不为。他是因为输了钱，欠了很多赌债无法偿还，想躲进皇宫，赖掉那些赌债，才想到了自宫求职这一条路的。

自宫求职既已成为宫中宦官的一条来路，自然也就有了它的供求关系。求过于供，这倒没有什么，无非是宫中人手稍紧一些，及时派出宦官回乡招选，便可加以调节。供过于求，可就有些麻烦了，宫里面的人数已足，再难安插，而自宫求职者却仍源源而来，群聚京畿左近，到处流浪，惹是生非，实在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明代是个宦官用事极久极盛的朝代，故自宫求职一事也以明代为盛。在明宪宗成化年间，自宫求职的人已经多到了无法安插的地步，曾经多次明令严禁，但事已积之，早已势如波涛，虽加严禁，却也难有实效。这个情况，在《明宪宗实录》中已有几次谈到，这里选录几节，以见一斑。

成化十一年（1475）十二月，礼部奏：“近有不逞之徒，往往有自宫其弟□子侄，以希进用，聚至四五百人，告乞奏收，群众哄然，阻遏无计。”奏入，有旨：“此辈逆天悖理，自绝其类，且又群众喧扰，宜治以重罪。但遇赦宥，锦衣卫其执而杖之，人五十，仍押送户部，如例编发海户当差。自后有再犯者，本身处死，全家发边远充军。礼部仍移文天下禁约。”

十三年三月，自宫以求用者积九百余人，礼部以闻，上曰：“此辈以规避差役，违禁自宫，锦衣卫其执杖之，人三十，遣还当差，有再犯者，必罪不宥。”

十六年六月，礼部进自宫者至千余人，喧扰宫府，散满道路，乞照旧例，令巡城御史、锦衣卫五城兵马等官逐回原籍宁家。

二十一年正月，周洪谟等疏言：“自宫求进称为净身人者，动一二千人，虽累加罪谪，旋得收用，若不痛惩，无有纪极！今各王府累求内使，宜量以赐之，否则，仍发原籍原卫。今后宜依先年枷项放遣事例，勿复收用。”

《明世宗实录》对自宫之事亦有所记载，嘉靖十一年（1532）五月，记道：“时自宫无票帖未收者尚数千人，先是，正德二年（1507）九月，申男子自宫之禁，令锦衣卫五城兵马限三日尽逐出之，有潜留京者，坐以死。时宦官窃权者，泽及九族，愚民尽阉其子若孙以图富贵，有一村至数百人者，虽严禁亦不之止也。”

从以上所引各条来看，最先自成化十一年开始禁逐，至嘉靖十一年所记，历时已逾三朝，达五十余年。多次严禁、杖逐，非但不能禁绝，反而越禁越多：人数从成化十一年的四五百人，到成化末年，十一二年间，已增至动辄一二千人了。到了嘉靖年间，未收用者更已达数千人，甚至一村之中，自宫者便已多达数百人了。这个势头实在惊人。明宪宗认为这些人之自宫乃是为了规避差役，明世宗又说这些人是贪图富贵。这两种说法虽非全虚，但却都没能说到根本之处，主要的原因应该还是人们的生活日困，无以为生的人太多，所以才会有这样多的人不惜自残其身，或是伤及子孙，以求找到一条求生之路。这样的人越来越多，才会弄成这样的局面。

民间对于宦官，历来好评不多，提到宦官常带有一些轻贱憎恶的情绪。这种看法一是由于形貌，二是由其行为。宦官因为受过阉割已是一种六根不全的人了，在形体上表现出的是光面无须，嗓音尖窄。这种身残形变的人，原已使人易生憎厌，加以宦官外出办事，每每以为身在皇家，高人一等，显出一种倚势欺人、威福自恣的样子，而其所干的事又通常都是替皇家来盘剥人民，自然就更觉可恨可厌了。

对于宦官在形体上的变异感到憎厌，很多方面乃是由于受到长久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的影响，所以读书人更加憎厌宦官。读书人一向读孔孟之书，习圣人之礼，对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一语是奉行唯谨的，肤发且不敢伤，伤及本根，形变身秽，那还了得，真是“所恶有甚于死者”。西汉的太史公司马迁，因替败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而触怒了汉武帝，被处以宫刑，刑后他痛不欲生，只是为了要完成他的《史记》一书，才忍辱苟全，勉强活下来的。他在《报任少卿书》一文中，曾多次说到宫刑使人感到的奇耻大辱。他说：“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者卫灵公与雍渠同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袁丝色变，自古而耻之。”他又依次历数诸刑，最后才提到宫刑，说是“最下腐刑极矣！”《文选注》于此释曰：“宫刑腐臭，故曰腐刑。”由此可见宫刑给人带来的切身的耻诟。太史公之身受宫刑，是由于汉武之一怒，应说是一场飞来的横祸，比不得那些自愿以此作为宦官的人，但他还要自憎不已，觉得已经成了“天下观笑”的人。并非自愿，尚且如此，对于甘心以此自献的宦官，洁身自好者对他们的轻视和鄙视，当然就更不待言了。

说到宦官来到民间总是干些倚势欺人、祸国殃民的事，实在也有很多必然的原因。首先，凡是能够出宫来为皇室办事的宦官，为首的常常都是在宫中已经爬上去的有些头面的人物，能跟着他出来的，也都是看着他的颜色干，一心想爬上去的各类小太监。但在这个数以千计的宦官群中，要想设法爬上一个较好的阶层，实在是很难的。因为竞争的对手都是六根不全、注定无后的宦官，他们为了竞争不得不拉帮结派，并投在已经攀上高位的大宦官的门下，以便得到援引。但因他们的特殊环境，彼此之间以诚相见的可以说是绝少，相互猜忌、排挤倒是常事。有利可图时，仇者可以暂时相亲；一旦逢到灾难，任谁都可出卖。很多一时颇有权势的大宦官，被扶植起来的门下倾害至死的事，实在是很习见。正因如此，巧于钻营的宦官都得练出很多狡诈的本事，才能保住自己，顺利地向上爬。还有，宦官所侍奉的不是后妃嫔御，便是诸王公主，这些人都是天潢贵胄，万不可轻易触怒。惹恼了这些人常会有不测之祸，所以对其更要尽心趋奉，不可或违，但得其高兴，就是把白的说成黑的，黑的说成白的，也得满口称叹，装得像是真的一样。“指鹿为马”，他们的老前辈赵高，老早就给他们留下了示范的教材。

他们在宫中是历尽那么多艰辛才爬起来的，一旦到了民间，自然便要任性而为，恣情掳掠一番了。况且他们出宫办事，多半总是奉命去向民间罗掘财物。为了便于复命，并也用以自肥，当然要大肆搜刮，扰得人民财竭力尽。出来办事的宦官要多捞些余润用以自肥，实在也是非常必要的：一来可以有些额外的供献，以博讨主子的欢心；二来出外办事是个肥差，宫里的大宦官也都在等着他们的供献。此外，如果出了什么差错，这些也可用来作为保命的本钱。

宦官们最怕的是朝政清明，一切井然有序，因为越是这样，他们就越少可以任性胡为。反之，朝政越是混乱，宦官们便越能得逞。宦官为害之烈，大多都在每个王朝的末世。因末世的宫廷常是贪奢无度，常常放出很多宦官到民间去任意搜刮，为害也就越厉。史册说到宦官为害之烈，每以汉、唐为言，实际上指的也都是汉、唐的末代。

史册所谓宦官为祸最烈的汉代，指的乃是东汉，特别是从汉和帝（刘肇）到汉灵帝（刘宏）的那一段时期。东汉时的宦官之所以得势，乃是由于他们帮助皇帝打倒了专擅朝政的外戚，渐次掌握了朝权和禁军之故，而外戚之得以专权，则又是幼主在位很难避免的事。因为皇帝年幼，太后临朝，垂帘听政乃是必然之事，而太后的家人由于帮助太后理事而得总掌朝纲，也就是无可避免的事了。但等到皇帝年事稍长，自理朝政的心意日切，而久于专权的外戚却又恋恋不肯归政，自然不免要发生冲突。皇帝深居宫中，在他的左右能为之效力的只有一些宦官，他既不满于外戚，自然只有和宦官在暗中计议，共同设法除去外戚。宦官于是就有了主管朝政的机会。不过也有些已近成年的幼主，对于专权的外戚还并无太多的不满，倒是宦官们看不过外戚们长久掌权，怂恿着皇帝设法把外戚们除掉的。但不管是皇帝主动召集宦官，或是宦官说动了皇帝，结果反正都是一样：去掉了外戚，朝权便告易手，外戚倒后，宦官的势力便为之大增。更巧的是，自汉和帝以来，撇开那些为时极暂的少帝、冲帝、殇帝等人不说，即便是在位略久的诸帝，竟也全都是尚在冲年便即帝位的，所以太后临朝，外戚主政便不断重复，而宦官们协助皇帝又除去外戚，就不断地又重复了多次。

最先引起外戚与宦官之争的汉和帝，是在章和二年（88）二月，于汉章帝刘炟去世后继位为帝的，那时他才只有10岁，由于年岁太小，不能自理国事，所以由他的母亲窦太后临朝，外戚窦宪因而得以主政，掌握了朝权。待到永元四年（92），宦官郑众利用汉和帝不满于窦宪的一切专断的机会，暗中与和帝谋议，杀死了窦宪，朝权初次落入了宦官之手，使他们实力大增。

元兴元年（105）汉和帝去世，殇帝刘隆继位为帝，他在位不及一年便早死。又由汉安帝刘祜继位，刘祜即位时仅13岁，所以又由邓太后临朝，外戚邓骘主政。公元121年，邓太后去世，邓骘仍旧紧握朝权，不肯放手。那时汉安帝已29岁，不能再行等待，便与宦官江京、李闰等人在暗中谋议，设法除掉了邓骘，夺回了朝权。宦官们经过这次斗争，势力较之以前，又增长了一步。

延光四年（125）汉安帝去世，最初继位的是被称为少帝的北乡侯，由阎太后临朝，外戚阎显当政。这次是因宦官们感到不满，由孙程等19名宦官带头闹事，杀了阎显，改立了当时年仅11岁的刘保为帝，也就是后来的汉顺帝。这时，宦官的势力已比昔日更强，所以敢于自己起来废立改立。

建康元年（144），汉顺帝去世，继之而立的有冲帝刘炳和质帝刘缵，这两个人都是幼年便被立来继位，但又都是即位不久便夭折了的。最后登上帝位的是汉桓帝刘志，他即位时15岁，原已不算太小，但却仍旧依照惯例，由梁太后临朝，外戚梁冀当政。梁冀是所有当政的外戚中最横暴的一个，汉桓帝受其欺压，早已极为愤恨，终于在延熹二年（159），桓帝与内监单超等人暗中计议，安排妥当，先动手杀了梁冀和他的家人，然后又把梁冀的党羽三百余人也都拿住杀了。在桓帝即位之际，宦官的权势原已增大，但经梁冀专权多年，对宦官不断予以压制、分化，宦官的势力已经弱了很多，如今一举除掉了梁冀，消灭了他的党羽，宦官重又掌权，他们的势力重又振兴起来。宦官们这次做得比以前更为彻底，他们把朝中事务几乎全都抓尽，不但朝内朝外大小官职差不多都为他们自己或是他们的党羽所据，甚至连朝野名流和太学生的利益也都成了他们攫取侵夺的目标。名流和太学生们为此对宦官极为不满，不断指责他们，说他们“虐遍天下，民不堪命”。

永康元年（167），汉桓帝刘志去世，继之登上帝位的是年仅12岁的汉灵帝刘宏。新即位的皇帝刘宏又因年幼不能理事，例由窦太后临朝，外戚窦武主政。当朝的窦武，一上来就感到棘手，因为宦官们得势已久，朝中诸务尽都落入了他们的手中，很有些尾大不掉之势，他的政令很难施行。窦武很想把这些跋扈的宦官们除掉，却又怕自己力量不足，招来不测，就想联合当时的名流共同除去他们。他不断与名流李膺、陈蕃等人私下商议，还安排了动手的步骤。然而事机不密，他们的布置还未就绪，却已为宦官们得知，并且在他们动手之前就先下了手。建宁元年（168），宦官们开始动手，先杀了窦武、陈蕃和他们的全家，随后又杀害了李膺、范滂等一百多人，并把和陈蕃、李膺等常通声气的所谓清流者们也都抓了起来，予以禁锢，人数共约六七百人，还有太学生们，被捕的也有一千多人。杀掉了外戚窦武和名流多人，宦官们的势力至此而益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