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大燮致汪康年函札考[1]

一、两封密函

汪大燮，字伯唐，为《时务报》经理汪康年堂兄，曾参与1895年北京强学会的活动。百日维新前后为总理衙门章京，与康、梁颇有往来。这两封函札是汪大燮从北京寄给汪康年的。现将其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昨日菊生来言，译署接裕朗西函，言孙文久未离日本，在日本开中西大同学校，专与《时务报》馆诸人通。近以办事不公，诸商出钱者颇不悦服等语，即日由总办带内回邸堂云云。（汪大燮）当即往见樵，言狱不可兴。樵颇深明此意，惟谓长、卓二人在此设堂开讲，颇为东海所不悦，有举劾之意。而译署有东海弟，设以此言告之，即增其文料。如果发作，则两邸皆旧党，虽瓶公不能遏，无论樵矣。此时两公能为掩饰计，但又虑朗西归来，直燃之恭，亦甚足虑。此间已密嘱长、卓诸人弗再张皇，并致电尊处，未知作何动静，鄙意且弗张皇为妙。（闰三月初五日）[2]

裕事近已无复言者，惟恭邸病则又愈矣。前此所以询君且急急者，其时菊生言译署人颇有讶之者，且欲兴风作浪，而清河告康，康、梁终日不安，到处瞎奔。此事宜静不宜乱，诚恐其奔出大乱子也。（闰三月廿五日）[3]

函中涉及人物较多，人名多用字号或代称，其中菊生即张元济（字菊生）；裕朗西，即裕庚，时为驻日公使；樵指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号樵野），清河亦以郡望代指张荫桓；长、卓分别为康有为（号长素）、梁启超（字卓如）；东海，以郡望代指大学士徐桐；两邸为恭王奕和庆王奕劻；瓶公即翁同龢（号叔平，又号瓶生）。

将两函内容对照分析后，就可弄清汪大燮所言之事的原委了：正当康、梁在京“设堂开讲”，组织保国会时，清廷驻日公使裕庚忽有密函致总署，密告流亡日本的革命党人孙中山在横滨开中西大同学校，专与《时务报》馆诸人通声气。在新旧斗争日趋激烈的当时，此事若为守旧分子所获知，对《时务报》馆及维新派将会产生极为不利的恶果。汪大燮从张元济处得知消息后，急忙求助于总署大臣张荫桓，“言狱不可兴”，请设法从中斡旋。张荫桓亦深知大学士徐桐因保国会事正欲举劾康、梁，总署中又有人“欲兴风作浪”。关键时刻，他遂与翁同龢秘为掩饰，力防事态恶化。张荫桓还亲自告诉康有为实情，“密嘱康、梁诸人弗再张皇”。但康、梁仍心有余悸，“终日不安”。可以断定，裕庚来函一事打乱了康、梁开保国会的正常活动，是导致保国会解散的直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