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开辟的人学道路[1]

研究马克思主义人学的一项基础工作,就是首先必须回到马克思,揭示马克思人学的基本价值。为了弄清这一问题,就必须揭示马克思开辟的人学道路,也就是真正厘清马克思的人学观。

马克思的哲学不仅开创了整个当代哲学,而且也实际地影响和参与了整个当代哲学的发展进程,而马克思哲学的主题与核心就是人学。总体来讲,马克思主要是在论战中,在辩证理解和对待自己所遇到的各种矛盾关系中,开辟人学道路的。

一、人学的视域

在抽象思辨世界与人的生活世界中,马克思更关注人的生活世界。

马克思的人学不完全排斥抽象思辨,但它更关注人的生活世界。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远离现实生活而醉心于抽象的哲学批判之思辨倾向,鲜明指出,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也就是说,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脱离实际,不关心德国现实,仅仅在书斋里搞形而上学的抽象思辨。与这种倾向相对立,马克思认为,这样的哲学需要终结了:“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2]因此,“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我们的历史观的前提“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3]。这就是说,马克思人学的视界,是面向人的生活世界,并注重对现实的个人、现实个人的活动和他的物质生活条件进行经验性研究。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德国哲学在太空飞翔,而他只求深入全面领悟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日常事物。[4]

研究人的生活世界,是马克思开辟的第一条人学道路。

二、人学的主题及其品格

在抽象的“类”与现实的人中,马克思关注现实人的生存境遇与发展命运。

马克思关注人的生活世界,主要是关注现实人的生存境遇与发展命运。关注现实人的生存境遇与发展命运,是马克思人学的主题。这一主题可分解为两个论题: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现实人的异化并追求人的解放和发展、进而使异化世界成为人道世界的价值主题;诊断造成人的种种存在状况的根源,制定医治人和社会病态方案的科学主题。

近代西方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没有真正达到对人的科学理解。这主要表现在大多从“类”的意义上理解人:第一,许多哲学家只是抽象地设定人,这种抽象的设定虽然包含了对人的某种理想性理解,但这种理解与现实人的活生生的生存活动却是相异在的;第二,一些自然主义哲学家虽然看到了人的生命存在,但却只是在一般生物学的意义上理解人,没有看到现实的人与一般生命存在的本质差别。由此,他们所建立起来的,要么就是关于人的形而上学,要么就是关于人的生物学。

马克思明确表达出对这种哲学的尖锐批判,表达出对“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的关切。他指出,以往德国的一些哲学家往往置现实的人于不顾,把人理解为抽象的“一般人”或“类”,把整个历史发展过程看作是“人”的发展过程。[5]这就是说,马克思人学研究的主题和出发点不是抽象的人或“类”(虽然马克思并不完全排斥“类”思维),而是现实人的实践活动和历史发展过程,“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6]。马克思人学视野中的从事实际活动的现实的人,主要是无产阶级。所以,马克思的人学十分关注无产阶级的生存境遇和发展命运,关注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并注重使工人阶级的异化世界成为人道世界,认为那种不关注人的现实和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过程的哲学,不关注无产阶级生存境遇和发展命运的哲学,将失去生存环境。由此马克思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7]这意味着,马克思的人学是为无产阶级解放服务的,是无产阶级解放的精神武器。基于这些思考,马克思指出:“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8]这里,马克思把自己哲学或人学的迫切任务确定为研究现实人的生活世界的真理和异化。

实际上,只有马克思才真正实现了对现实人的科学理解,从而使现实的人真正成为哲学或人学的主题、前提和出发点。我和邹诗鹏教授曾认为,把现实的人看成哲学的主题、前提和出发点,实际上就是力图肯定感性的、现实的人对于哲学的首要意义。但要真正把感性的现实的人确立为哲学的主题、前提和出发点,那就必须将感性本身本体论化,但这是传统西方哲学难以解决的问题。在传统西方哲学中,本体论的本性即超验性,凡是成为本体的都是超验的实体性存在,故感性是根本不可能成为本体的,更不可能建立什么感性本体论。由此看出,传统哲学的本体论注定是与感性的、现实的人相异在的。而要真正赋予感性以本体论的意义,不仅要赋予感性以新的理解,同时还必须对传统西方哲学的本体论进行一番根本改造。在马克思那里,这两项工作是连在一起完成的。在马克思看来,感性作为人的最真实的存在状态,对人来说必然具有一种本体论性的意义:“人的感觉、情欲等等不仅是(狭)义的人类学的规定,而且是对本质(自然界)的真正本体论的肯定。”“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换句话说,“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之所以成为“历史”的首要前提,就在于人通过具体的生产实践活动,也即通过“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生产性活动,从而将自身与动物区分开来,但要真正达到这一点,还不能仅限于“人自身的肉体组织活动”,而必须同时取得这种生产活动的生活意义,使得这样一种物性的生产活动不至于与人的生活相异化。因此,作为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活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9]显然,马克思不仅在自然人类学的意义上肯定感性本体论,而且这种自然人类学意义上的规定性同时就是人的生存的历史规定性,而自然人类学的规定性与历史规定性的统一决不是抽象的同一,而是通过具体的生活样式所实现的生存论层面上的统一。这本身就是对本体论的内在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虽然使用了情欲本体论这一话语,但他对情欲本体论的理解却不同于费尔巴哈“仅限于感情范围内”的“现实的、单纯的、肉体的人”,同时也不同于后来存在主义哲学中非理性的情欲本体论。恰恰相反,费尔巴哈与存在主义哲学那里的情欲本体论正是马克思哲学所要超越的。因为马克思所说的“感性”是一个关系范畴,也就是人的历史实践活动本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费尔巴哈对人的理解“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这一点且不说,他还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10]。

正是通过彻底批判传统西方哲学对人的抽象理解,把感性活动的,同时也是社会的、历史的和现实的人确定为哲学的主题、前提和出发点,才开创了马克思人学的全新景观。马克思的人学具有一种开放性品格,这给当代哲学形态的建构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当代西方哲学对人与主体性问题(包括主体间性)的高度关注,对晚期资本主义人的异化现实的思索,对工业化、技术化社会工具理性状况的揭露,对生活世界或生活形式的不约而同的兴趣,对现代性问题的深入思考,以及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崛起,文化哲学的兴起,人类学范式的转换,现象学向解释学的转向,等等,都与马克思的现实的人的思想有直接的承继关系。

由此,马克思人学决不是空洞抽象的理论建构,而是要求具体化为个体、群体、无产阶级、被剥削被压迫阶级、民族与国家,以及整个人类争取解放、争取独立、争取自由的思想武器,并通过具体的共产主义运动真正实现世界的属人化,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人类发展最高目标。[11]人类关怀是马克思人学的根本关怀,马克思也常常强调真正的哲学就应该是“世界哲学”。但是,当具体面对人的问题时,这一人类关怀又直接生成对弱势主体强烈而现实的关怀。

关注现实人的生存境遇和发展命运,是马克思开辟的第二条人学道路。

三、人学的本质

在体系与方法中,马克思关注的是考察人的生活世界的科学原则与价值原则相统一的方法。

要真正关注现实人的生存境遇和发展命运,必须确立一种考察世界的合理方法。

德国古典哲学家比较注重构造抽象思辨的哲学体系,黑格尔更是如此。针对这种情形,马克思鲜明地指出:“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整,喜欢冷静的自我审视。”[12]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恩格斯也明确指出,在黑格尔哲学那里,存在着体系与方法的矛盾,他的体系往往是保守的,而他的方法却是革命的,因为它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但黑格尔更看重的是建立体系,由于他的体系往往是保守的,所以革命的方面往往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窒息,革命的思维方法也往往产生为普鲁士政府辩护的极其温和的政治结论。[13]

对待德国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马克思采取的态度是:一方面力求深入到它的体系的大厦里面去,发现具有价值的珍宝,把它的辩证方法接过来;另一方面努力走出这些体系的迷宫,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并且运用这种辩证方法来揭示和发现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14]由此看来,马克思哲学或人学在本质上注重的是考察人的生活世界的辩证方法,而不是建构什么哲学体系;马克思哲学或人学变革的实质与核心,是走出抽象思辨的体系哲学而使哲学成为研究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过程的科学方法论。

马克思的人学作为一种研究问题和考察人的生活世界的方法,主要包括价值原则与科学原则的统一、整体分析与层次分析相结合、逻辑分析与历史考察的一致、抽象思维与具体思维的融合和批判原则与建构原则并用等方法,但最基本、最核心的,是科学原则与价值原则相统一的方法。他在分析和研究问题时,既是力图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的根源来理解事物,其科学精神非常鲜明,又倡导对这一事物作出价值上的判断和导向,其人文精神十分突出。马克思所坚持的科学原则与价值原则相统一的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注重“应有”与“现有”的辩证关系。这涉及理想人性、人性的异化存在及其扬弃这一人道主义问题,涉及对人的异化存在的批判和对理想人性的追求。

人的应有与现有,是贯穿整个马克思人学思想中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和实践活动,就其基本方面来讲,就是围绕应有与现有的关系进行的:第一,人的应有与现有的关系贯穿在马克思的全部著作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基本评价是:现存制度的唯一原则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15]。因此,必须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马克思渴望和追求着人道理想,因而竭力批判现存的制度以及这一制度所产生的非人性现象。他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的政论文章中,反对书报检查制度对人的自由的践踏;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既诉诸理论的批判,也诉诸武器的批判,既批判政治,又提出批判尘世中的自我异化,“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16];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完成了批判尘世中的自我异化的任务,力图追求幸福、自由、每个人的全面发展这些人类的伟大理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还提出人类解放、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理想原则。从这些著作中的人学思想可以看出,马克思一生所关心的首先是人应是什么,人如何从人的现有走向人的应有。第二,只有在批判现实世界中,才能提出切合实际的理想。马克思指出,他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当时许多人对“往何处去”这个问题很糊涂,他们对未来理想并没有明确的观念。空想主义以理论推测和空想方案为依据,从头脑中提出关于理想社会制度的概念;教条主义教条地“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主观主义把人看作就是自己的理想的绝对自由的创造者,否定社会理想的客观意义;客观主义反对把理想的实质看作是绝对依赖于人的本质和价值的观点。马克思则主张“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17],即在批判现存的一切中来探讨“向何处去”的问题,来发现未来世界。这里的“旧世界”有两个本质方面:一是旧的政治制度;二是这种旧的政治制度所带来的人的本质和价值的丧失。这实际上是说:要把未来社会的理想建立在对现有旧的政治制度和现实人的本质丧失之剖析的基础上。其实,马克思提出的人类理想,是以对人和社会现实及其规律的科学分析为依据的,是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矛盾和它的客观发展趋势的分析为基础的,是以对现有的社会条件的认识为前提的。第三,要实现“应当”的理想,必须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马克思以前的思想家提出并探讨了人的应有与现有的问题。但他们却认为,只要具有善良意志,就能克服现有社会的弊病,从而使人和社会趋向理想。这里,他们把注意力集中于内部世界,试图让社会现实保持质上的原封不动。在马克思看来,从个人的理想出发必然陷入纯粹的理想主义,进而必然带来虚无主义。要使理想具有客观内容,使理想变成现实,就必须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上。由此,马克思改变了自己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一是从个人出发改变为从社会、阶级、人类、集体和“联合体”出发;二是从人的本质出发改变为从社会关系出发;三是从理想出发改变为从现实出发。

(2)注重人的历史活动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辩证关系。这集中体现在马克思对待经济活动与经济问题,既主张按照经济自身运行的客观规律来理解,又表现出对经济活动与经济问题的人文关怀,强调要从人(在马克思那里主要是工人阶级)的角度来考察。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劳动、商品、所有制、资本、工资、货币、分配、商业、竞争、分工、交换和利润等问题的考察,就是如此。

(3)注重“物”与“人”、发展与代价的辩证关系。从物质财富增长的角度,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生产力,推动了社会发展,为人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但从人的发展的角度,马克思则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以牺牲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代价,物的世界的增值以人的世界的贬值为代价。马克思站在革命人道主义的立场上,认为这样的社会必然产生非人性的后果,所以马克思试图改变这一社会的现状,使现存世界人道化。

(4)注重主体能动性与客观制约性的统一。在马克思看来,人的问题,实质上就是人的主体性和客观制约性的关系问题。因为,人总是以主体的方式对待一切事物和世界,来审视与他有关的一切问题,所以在研究人的问题时,必须坚持人的尺度。另一方面,人又是处在一定现实社会中的人,他总是受周围的客观条件制约,所以在研究人的问题时,又必须坚持历史尺度。人的主体性和客观制约性的关系,是马克思人学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青年选择职业时的考虑》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个人的自主选择和社会关系的客观制约的关系。他说,我们并不总是能够选择我们自认为适合的职业,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有能力对它们起决定性影响之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确立了。《博士论文》对人的自由的论述,着眼的是人同周围世界的相互作用。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着重谈论的是人的自由的实现同社会经济关系的制约关系。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着重论述了人的本质的思想。他一方面从人的主体性方面谈论人的类本质,认为这种主体性的本质就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另一方面又从人的社会客观制约性方面谈论人的社会现实的本质,认为这种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又强调人既是剧作者又是剧中人、人既创造环境又被环境创造。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马克思在谈论人的自由、人的个性、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人和物的关系问题时,都贯穿着人的主体性和客观制约性的关系这一核心线索。

注重考察人的生活世界的科学原则与价值原则相统一的辩证方法,是马克思开辟的第三条人学道路。

四、人学的功能

在“注解—论证”与“批判—前导”中,马克思的人学更关注在批判旧世界中建构新世界,并为新世界提供前导性理念。

运用科学的方法认识现实人的生存境遇和发展命运,运用哲学的反思精神对旧世界加以批判,可以为建立新世界提供前导性理念。

马克思的哲学或人学是面向时代、实践和现实的。那么,它的哲学或人学与时代、实践和现实究竟是什么关系?归纳起来,马克思对此作出如下阐述:(1)哲学既是“晚上起飞的猫头鹰”,同时更应成为“高卢雄鸡”[18]。所谓高卢的雄鸡,就是哲学或人学要在批判旧世界中发展新世界,并为建立新世界提供前导性理念。(2)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9]这显然是说,哲学或人学理论要对国家的发展发挥引导作用。(3)批判哲学是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20]

从马克思的阐述来看,它的哲学或人学既具有鲜明的批判性与建构性:它既注重“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他的许多著作都是以“批判”命名的,他比较注重批判性地反思与论战),这表现在他注重对时代性的“问题”进行相对独立的、本质性和前提性的批判性思考,注重对“既定的对象”进行本质性、前提性的追问;同时又具有建构性与前导性,注重为时代、实践和现实提供前导性理念及其实现这一理念的总体构想,并为实现这一理念与构想而积极努力。如果说在黑格尔那里,它既强调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话,那么,马克思更关注的则是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

注重在批判旧世界中建构新世界,并为新世界提供前导性理念,是马克思开辟的第四条人学道路。

五、人学的思维方式

在既定论与生成论中,马克思注重实践生成论思维方式。

前导性理念是用以引导改变旧世界和建立新世界的实践活动的。由此,马克思人学非常关注实践活动。针对青年黑格尔派只讲“震撼世界”的词句而不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针对以往的哲学家如费尔巴哈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针对传统西方哲学中用本质规定存在、以存在实现本质的哲学倾向,马克思强调要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他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1]这就是说,马克思人学在本质上是一种感性实践活动的人学,这种人学的使命与作用是改变世界。

马克思人学的实践活动观念注重事物自身的自我生成、自我诞生、自我实现和自我确证,认为事物是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确定其本质、而且成为自己的,这种实践,本质上就是一种建构活动;实践活动观念注重“做或成为”什么,注重追问世界、事物“如何存在”、“如何使世界发生改变”,因而往往用存在的发展过程实现和确证本质,用活动理解存在及其变化;实践活动观念注重现实的人的创造个性和主体性,因而也注重人的自我生成。这其中蕴含的精神实质,就是要由过去注重先定因素走向注重后定因素。要言之,就是在思维方式上,要求由“既定论”走向“生成论”。他所主张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强调的是实践的生成性。马克思明确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22]这就是说,马克思哲学或人学的使命,就是改变现存世界和现存事物;他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的是历史的生成性;他所注重的处在历史发展过程的人,强调的是人的自我创造的生成性,强调的是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

注重实践生成论思维方式,是马克思开辟的第五条人学道路。

六、人学的目标与手段

目标方面,马克思从社会发展的动力上注重每个人能力的充分发挥,从社会发展的和谐上注重无产阶级解放、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和谐一致;手段方面,马克思注重研究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现实物质条件,注重无产阶级革命实践。

马克思的人学从现实的人出发,用科学与价值统一的方法,研究无产阶级的生存境遇和发展命运,从中揭示了其人学追求的目标与手段,即通过研究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现实物质条件,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改造活动,使无产阶级获得解放,使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与社会发展达到和谐一致,使每个人的能力得到充分发挥。这里充分表明马克思人学注重的是“阶级性”与“人类性”的统一,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因素与和谐因素的统一,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

在18世纪到19世纪期间,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3]但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经济或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以牺牲个人的全面发展为代价。具体来讲就是:物对人的统治,人仅仅成为创造物质财富的手段,使人不能真正发展;资本占有劳动,人成为资本的奴隶,使人不能平等发展;机器支配人,人成为机器的一个零件,使人不能自由发展;分工限制人,使人不能完整发展。

针对这些状况,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自己确立的科学方法,强烈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生存、发展的悲惨处境以及非人道境遇,期望建立一个以每个人的自由、平等和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新社会。马克思在描述未来理想社会的一般特征时指出,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24]。可见,在马克思的人学视野里,未来的新社会不是物对人的统治,而是物为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最高目的服务,人能获得真正的发展;不是资本占有劳动,而是劳动占有资本,劳动者能获得平等的发展;不是机器支配人,而是全面发展的人驾驭机器,人能获得自由的发展;消灭了旧式分工,人能获得完整的发展。总之,不是物的原则占主导地位,而是人的自由、平等和全面发展的原则占主导地位,后者才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和本质特征。实际上,马克思的人学所追求的就是:通过对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分析与揭示,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通过无产阶级革命,为无产阶级以及每个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指明方向和道路,把人类能力的全面发展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和自由王国的目的本身。所以,无产阶级解放,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和谐一致,每个人能力的充分发挥,在马克思人学中占据目的地位,是马克思人学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这里,马克思既注重无产阶级从“异化”和“物化”的境遇中获得解放,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同时又显示了马克思的解放全人类和促进人类能力发展的人学旨趣,具有开放的人类性;既从社会发展的动力因素方面注重每个人能力的充分发挥,又从社会发展的和谐因素方面注重无产阶级的解放,注重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和谐一致;既注重追求理想的目标,更关注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如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也不是人类社会的形式(这里,马克思是从人的解放理念而不是从社会发展阶段来理解共产主义的,对于这一点,我们似乎注意不够——笔者注),而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说来是必然的环节”[25],这一环节的核心旨趣,就是实现人的自主活动,而“自主活动就是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来的才能总和的发挥”[26];“个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到了外部世界对个人才能的实际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为个人本身所驾驭的时候,才不再是理想、职责等等,这也正是共产主义者所向往的”[27];马克思又进一步明确强调:“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28]恩格斯坚持与马克思同样的旨趣,他指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把社会组织成这样: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并且不会因此而危及这个社会的基本条件”[29]。

注重无产阶级解放,使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与社会发展达到和谐一致,使每个人能力得到充分发挥,是马克思开辟的第六条人学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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